约220年至589年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长的动荡时期，同时也是民族之间相互融合的重要时期。此时期，随着政权频繁更迭，大小王朝交替兴灭，宁夏地区各民族文化，经济交流加强，民族融合趋势明显，经济发展在曲折的进程中前行。

　　东汉末年，各地方官吏和地主豪强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相互征战兼并，最终形成了曹魏、蜀汉东吴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即为上承东汉下启西晋的“三国时期”。此时期，宁夏地区属于曹魏的管辖范围，但是曹魏却没有对其进行相对有效治理，起义和反叛时有发生。随着曹魏统治走到尽头，宁夏这种动荡的社会形势在西晋时期依然没有正真获得改变。

　　西晋灭亡之后，中国北方地区进入混战割据的“十六国”时期。此时先后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和大夏等政权在宁夏地区角逐。长期的战争使得宁夏社会千疮百孔，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敝于饥谨，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宁夏地区本来在秦汉时期就是发达的灌溉农业区，但是，战乱不断使得大批土地荒芜，水利设施荒废，农业生产急剧衰退。直到以鲜卑拓跋部领导的北魏政权统一北方之后，才结束了北方长达200年的割据征战局面，宁夏的经济才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入主中原以后，北魏政权推行“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3的政策，使各个民族都能保持自己的生活小习惯和生产方式，并能从事各自适宜而擅长的行业。客观而言，这对于历经战乱的宁夏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是积极有利的。

　　而且，作为游牧部落集团，尽管鲜卑拓跋部的经济生活原本以畜牧业为主，但是其在南迁的历史过程中，深受中原地区农耕文明的影响，统治集团的经济思想逐渐由以畜牧业为主向以农业为主转变，并实行了“招抚流亡，奖励农桑”的政策，促进了北方地区包括宁夏境内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恢复。

　　同时，北魏在宁夏设立军镇，安置少数民族归降的民众，并从内地继续迁移居民至宁夏地区，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解决了恢复与发展本地区经济所需要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北魏时期宁夏地区经济的恢复发展除了得益于上述朝政治理的变革及其相关举措，更直接受益于统治集团对本地区发展农业与畜牧业的重视。此时期，首先是水利工程得到了有效的修建恢复，在很短的时间里宁夏平原灌溉农业即明显恢复。

　　据《宁夏经济史》所述，444年即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刁雍担任薄骨律镇将之后，曾经给北魏皇帝上奏书提到，虽然广大农民又回到了自己居住的地方，但是官方的水渠受到战乱损害，农民缺乏农业灌溉用水，因此土地就得不到广泛种植和耕作。他见富平西南30多里的古渠已经高出河水两丈之多，水渠也基本接近崩废，已经失去了灌溉的作用，于是就上书请奏，主张在旧的水渠以北再开一条新的水渠，与旧渠连接在一起。

　　同时，他又建议以拦河坝截断西河，引河水进人水渠中。这项水利工程，有利于富平土地灌溉的实现，农业生产得到极大恢复。之后刁雍总结出了一项灌溉制度:“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熟”。水利工程的恢复，使得宁夏平原的农业获得快速复苏发展。薄骨律镇、高平等地的粮食，不但实现了自给自足，并且还有剩余，剩余的粮食被调为军粮使用。其间，随着灌溉农业的发展，宁夏平原呈现出沟渠纵横，稻花飘香、杨柳摇曳、瓜果遍野的“塞上江南”图景。

　　其次是在宁夏宜牧地区鼓励发展畜牧经济，促使宁夏地区的畜牧业在灌溉农业恢复发展的同时亦取得规模的扩大，正如《魏书·食货志》中所记载:“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骆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此时期宁夏地区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不仅仅散见于史书的记载，在宁夏南部地区的北魏时期墓葬里，出土了大量陶制牛车等文物，也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宁夏地区的畜牧业发展情况。

　　然而，好景不长，北魏后期新一轮征战割据兴起，社会又进入动荡状态，宁夏地区农牧业再度进入衰退状态，整体经济发展再次陷于萧条。由此可见，在这一历史时期，尽管出现过类似北魏统治的稳定时期，但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从未得到根本改变，受之影响，宁夏经济的发展始终处于起起伏伏的不稳定状态，未有繁荣景象。

　　宁夏地区自古以来即为多民族聚居区域，战国时期主要居住着戎族，秦朝之后未迁移的戎族留居者汇入匈奴之中;西汉时期，大量的匈奴人留居宁夏地区，后又有部分羌人留居此地。此外，在宁夏固原还居住着部分小月氏人。至东汉时期，在宁夏地区聚居的少数民族包括匈奴、羌族、小月氏、乌桓等民族，此时期对宁夏地区发展最具历史影响力的是羌族。东汉时期羌族人民三次大起义沉重打击了东汉王朝统治，并加速了其衰亡。

　　至魏晋时期，作为各游牧民族的主要迁居区域之一，宁夏地区迁居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等民族，尤其是鲜卑族，其所属的拓跋部、乞伏部、鹿结部、秃发部等均先后迁徙至此并留居从事各种活动。与此同时，受政权更迭所带来的战乱影响，各游牧民族逐渐迁徙居留在此，并由黄河流域逐渐向内地推进，原来由中原地区迁入宁夏地区从事灌溉农业的汉族居民纷纷外迁，重返内地。

　　这一时期，各民族人口的频繁迁徙直接影响着当地农牧业的发展。一方面，由于从事灌溉农业人口的流失，导致宁夏平原的农田水利设施失修，农业生产发展倒退。另一方面，在统治权力更迭的过程中，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对峙并产生激烈的冲突与碰撞，民族之间既存在文化的抗争也存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此时期，受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加上军事需求和人口生存的基本需要，宁夏地区迁入的游牧民族学习并接受农耕生产生活方式，拥有非常良好农业生产条件的宜农地区逐渐向农耕过渡；在宜牧地区（主要是天然牧场）则发展畜牧业生产，从而形成了宁夏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结构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世界别的地方也在经历着重大变化，欧洲罗马帝国的解体和亚洲别的地方各王朝的兴替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此时期，草原各少数民族的大迁徙加剧了欧亚大陆上政治格局的动荡，东西方文明的历史汇、融通进一步加强。

　　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始于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经历了战乱导致的短暂停滞后也再度繁荣起来，充分的发挥着沟通中原与西域，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交流、文化互通与政治交往的作用。此时期，“丝绸之路”频繁的经贸往来，对于宁夏南部地区商业经济的繁荣以及商路重镇的形成与发展具备极其重大促进作用。

　　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当时宁夏南部地区的高平镇（今固原市）处于丝绸之路的东段北道上，位于北魏平城沿鄂尔多斯南边与西域往来的中心位置，是东西方交通的咽喉，为东进关中西去河西，北至河套的枢纽，大批的外国使节、僧人商贾在这里停留。中原文化、西域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在此交相辉映，东西方频繁往来的商贸使得中国销往西方的丝绸、铁器、漆器、茶瓷器等，西方输入中国的各种农作物（诸如首蓿、芝麻、葡萄、胡桃等）、金银器、珍宝、香料、玉器、玻璃器等，在这里集聚、流通并向更大范围扩散。

　　固原文物站考古发现，固原城南北魏墓葬中的随葬品中既有来自波斯的银币以及各种来自西域的精美手工艺制品，也有表现于木棺上的中原漆器工艺和贴金工艺等。此后，还有一批北魏的墓葬经过发掘，亦先后出土了大量的历史文物。这些考古成果均充分证明了当时中外经济贸易的往来频繁及多元文化的相融交汇，反映出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折射出此时期宁夏南部地区的经济与市镇发展之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宁夏地区被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了几个世纪，以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为代表的游牧部落牧主式生产关系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至北魏王朝建立，北方各民族开始大融合，相互交流、学习、吸收，生产关系亦发生改变。在权力重心南迁的过程中，北魏逐渐统治了一部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农业取代畜牧业成为重要的财赋来源。也因如此，为了巩固政治权力，自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开始的各代皇帝均重视农业发展，采取一定的措施劝课农桑，开垦土地，促使鲜卑人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其中一些鲜卑贵族也放弃牧业转而经营田园，由牧主转变成为地主。

　　在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很重要意义的是，在北魏统治集团经过几代君主治理经营之后，魏孝文帝拓跋宏鼎力推进的“太和”改革，包括了土地制度、农业管理、赋税等一系列改革，不仅推动了社会主体少数民族逐步接受了汉族文化，而且还通过颁布“均田令”，加速了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过程，使其转向定居的农耕生活方式，为农业生产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北魏时期封建生产关系的逐步确立，游牧经济生产关系迅速解体，宁夏地区慢慢的出现封建地主制生产关系。